李忠英涉嫌妨害动植物检疫罪辩护词水培植物

2019年04月13日 08:54来源:网络整理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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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英涉嫌妨害动植物检疫罪辩护词 (2014-08-05 11:57:49)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黑龙江孟繁旭律师事务所接受家属委托,指派程培国,王敬淇担任被告李忠英的辩护人,依法出席庭审,履行辩护职责,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合议时参考。

辩护人接受委托后,通过详阅卷宗及依法会见本案被告后,认为公诉机关对被告犯有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的指控,因证实被告行为属刑法337条规定的情节严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同样也因公诉机关指控被告该罪名不具备必要的结果构成要件,故公诉机关的指控依法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

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犯有刑法337条规定的“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从该罪名发条的行文表述可见,首先,构成此罪需具备违反动植物防疫检疫的行政违法行为;其次,该行为需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或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的结果构成要件;再次,上述行为需达到情节严重方能够成本罪。结合本案,客观的讲,被告李忠英出售动物时,无论是其主观明知问题还是客观结果问题,其未依法申报检疫是客观事实。通过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所证明,其售出的羊患病导致李兆民、胡忠顺等人患病亦为客观事实。然而,上述事实能否得出被告的行为就构成了337条所规定的犯罪行为?辩护人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要确定其行为是否引发“重大动植物疫情或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的结果”这一法条构成的必要结果要件以及被告的行为是否属情节严重这一犯罪构成的情节要件。

一、公诉机关的指控不具备被告的行为导致或引发“重大动植物疫情或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的犯罪构成要件。

通过庭审中控辩双方对相关证据的质证,辩护人认为:对于李忠英的行为是否引发了“重大动植物疫情或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是被告行为能否成立的前提和基础。诚然,被告的行为是引起了相邻部分人群感染了布氏杆菌病,但问题在于被告未经检疫售出动物所引发的后果的突然性、传播范围及形成的危害威胁结果,能否符合《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二条所规定的重大动物疫情或《刑法》337条所规定的重大动物疫情危险,也就是被告违法行为是否能达到超过罪与非罪的临界点。

首先,被告的行为是否引发了本地区内的重大动物疫情?答案是否定的。对于所爆发的动物疫情能否称之为重大,并没有为控辩双方提供更多的辩论余地,因为依据《动物防疫法》第27条的规定,重大动物疫情是需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认定的,必要时报国家兽医主管部门认定,因此,关于重大动物疫情的认定,是行政确认行为,而非司法自由裁量所能确定的。很显然,本案卷内并没有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对被告违法行为所引发的后果认定为重大动物疫情,所以由于行政确认行为的缺乏,故认定本案被告的行为引发了重大动物疫情依法并不能成立。

其次,被告的行为是否引发了本地区内的重大动物疫情危险?辩护人查阅了所有法律规定,并没有对于重大动物疫情危险的解释和标准,但对于动物疫情《动物防疫法》27条却做出了规定。那么关于动物疫情和重大动物疫情危险,相信不难分辨二者间的逻辑关系,即首先要确认动物疫情的事实,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到该动物疫情是否会引起重大动物疫情的危险。也就是引发重大动物疫情危险的前提是导致多人患病的结果能否称之为疫情或确定为动物疫情。而本案中被告李忠英违反申报检疫的规定所引发相邻多人患病,首先是要确定李忠英违法行为导致的能否称之为动物疫情。依据《动物检疫法》第27条的规定,动物疫情需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认定,本案案发地为苇河林业局,主管该地区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是尚志市人民政府,而本案中并没有尚志市人民政府关于李忠英行为引发的后果为动物疫情的认定,就是苇河林区动物卫生监督所也没有对李忠英违法行为所引发的后果定性为动物疫情。因此,关于本案后果并没有任何行政机关确认为动物疫情,因此就更谈不到重大动物疫情危险。

从以上两点来看,无论是重大动物疫情还是重大动物疫情危险,都需要行政主管部门确认为前提基础,而公诉机关的指控恰恰缺乏这两种行政确认结论。辩护人认为,这两种结论的确认是以行政确认行为为前提,它由不得司法行为作出判断,因此,没有这样的认定,该行为就达不到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所以公诉机关的指控是不能成立的。

二、公诉机关的指控缺乏刑法第337条规定的“情节严重”这一情节必要构成要件。

同样,从337条条文表述可见,该罪名在引发“重大动植物疫情或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的结果构成要件同时还需要确定违法主体具备“情节严重”这一情节必要构成要件。

关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情节严重”?辩护人认为应当从涉嫌犯罪所引发的后果及行为人主观恶性进行双重判断。而关于被告李忠英与本案中所引发的后果,辩护人前面谈到其后果并没有被行政机关认定为动物疫情,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被告人的行为没有引起疫情就谈不到疫情所可能引发的具有传播性这一后果,所以从结果上来看,本案不能称之为“情节严重”。而关于被告人李忠英的主观恶性,本案公诉机关表明,被告李忠英明知自己已经被自己圈养的羊传染了布氏杆菌病,而为了减少经济损失隐瞒事实真相将羊低价售出。公诉机关认为被告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可以称之为主观恶性上的情节严重。辩护人也认为如果被告李忠英明知羊已经患病而售出,确实属于犯罪主观情节问题,但本案的关键在于现有证据能否确认被告是在明知自己患病的情况下而售羊?关于这部分事实,辩护人结合证据作如下辩护:

通过李忠英及其妻子杨素兰住院病历证实:李的住院日期是2013年4月18日至2013年5月5日,其妻子杨素兰住院日期为2013年4月7日至2013年5月13日,也就是李忠英可能最早知道自己家羊已经患病的日期起点是2013年4月7日,在此之前售羊,可确定其为不明知,在此之后售羊,可确定为明知。但我们结合病历还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2013年4月18日至2013年5月5日,由于李忠英在住院,其不可能对外售羊。结合上述病历这一客观证据,我们分别来看各被害人所证实的购羊日期是否为真实。

1、李兆民证实:2013年3月初买了2只,后来陆续买,最后一只是4月末买的。仅从李兆民的证实可见,3月初和3月末买的4只羊在4月7日之前不能确定李忠英售羊时明知患病,其称后来陆续买,那么买了多少只其不能证实清楚,而关于其称最后一只是4月末买的显然是不客观的,因为此时的李忠英在住院,不可能售羊,因此其证实部分不能确定李忠英的明知,部分证实不清,部分与客观证据相违背,况且也与被告人供述相矛盾,因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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